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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、母親和我(我與新中國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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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、母親和我(我與新中國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)

2019-04-17 14:39 來源:人民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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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,就是尊重人,尊重人的個性和才能,尊重人的喜愛和選擇,并為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廣闊舞臺,幫助人們實現人生價值,滿足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。

 

我祖父是一個熱衷于聽故事的人,每到鎮上逢集,他就到鎮上背街的地攤演藝場聽藝人講故事。講故事的形式多種多樣,有的敲著小扁鼓唱打鼓金腔,有的打著簡板唱墜子書,有的抱著長長的道情筒子唱道情,也有的拍著驚堂木說評詞。不管藝人用什么樣的形式講故事,祖父都愛聽,他就那么盤腿往地上一坐,聽得全神貫注,常常是從開場聽到散場。

鎮上不逢集的時候祖父怎么聽故事?他的辦法是懷揣一本唱書,請村里一個識字的老先生念給他聽。老先生戴著花鏡,念得咿咿呀呀,祖父雙目微閉,聽得如癡如醉。祖父看管我,不許我亂說亂動,把我緊緊摟在懷里,只讓我玩他長長的白胡子。我把祖父的胡子捋一會兒就睡著了。一覺醒來又睡,睡了兩覺醒來,老先生還在念,祖父還在聽,真沒辦法!

祖父臨終時,我母親問他有什么要求。祖父用最后的力氣,提出的唯一要求是,把他的書都放在他的身邊,他要用書當枕頭。

祖父作為一個農民,不喜歡種莊稼,卻如此癡迷于聽書,應該說他天生就有聽書的內驅力。如果祖父識字,他的天賦有可能發揮出來,不但能聽書,說不定還能寫書。然而真是可惜,我祖父一天學都沒上過,一個字都不識。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,那個時期戰亂頻仍,社會動蕩,民不聊生。在那樣的時代,普通農民能活命就算不錯,哪里還能上學識字呢?

再說我母親。母親出生在民國初年,也是一天學都沒上過。雖說母親不識字,但母親是有些文學天賦的。母親很善于講故事,一講就講得有因有果,有頭有尾,頭頭是道。母親所講的故事里總是有文學的因素,文學的細節,我稱之為小說的種子。以母親所講的故事為種子,我寫了不少短篇小說,至少有十幾篇吧。

母親生前,我曾跟她說笑話,說您要是識字的話,說不定也能寫小說,也能當作家呢。母親說,這一輩子我是不講了,下一輩子我一定要上學。母親也跟我說笑話:我要是會寫小說,說不定比你寫得還好呢!

現在該說到我自己了。我是1951年出生,是在新中國的五星紅旗下長大的。我比祖父和母親幸運,一到上學年齡我就走進了學堂。學堂1958年開辦,就辦在我們村。村里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幾十個男孩子、女孩子都有學上,沉寂的村莊一下子有了瑯瑯讀書聲。我學習成績不錯,很快就加入少年先鋒隊,并成了少先隊的中隊長。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,我父親去世了,家里遇到一些困難。這時我姑姑勸我母親,別讓我再上學了,主張讓我去干活,為家里掙工分。在這個問題上,母親沒有聽姑姑的勸說,沒有讓我棄學。母親態度堅決,說孩子不上學,腦子就不開化,將來就不會有出息。她還說,學校建到了家門口,國家鼓勵孩子上學讀書,孩子上學正上得好好的,她怎么能忍心把孩子從學校里拉出來呢?母親還說她小時候也想上學,也想念書寫字,可那時候兵荒馬亂的,人成天東躲西藏。如今孩子趕上好時候,總算得到上學的機會,哪能錯過呢?

虧得有母親的堅持,我拿到了初級中學畢業的文憑。此后,以初中所學到的文化知識為基礎,我不斷自學,不斷開掘自己,豐富自己,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1970年,一家大型煤礦到我們公社招工,我有幸參加了工作,成為一名煤礦工人。剛到煤礦時,我并沒有下井采煤,而是在煤礦下屬的一個水泥支架廠里采石頭。我們在一個很深的石頭坑里把石頭采出來,然后用破碎機把大石頭粉碎,粉成一些細小的顆粒,摻上鋼筋和水泥預制成支架,運到礦井下代替坑木作支護用品。我在支架廠干了兩年多,因給礦務局廣播站寫了幾篇稿子,就被調到礦務局宣傳部,先是編輯礦工報,后是當新聞干事,從事新聞報道工作。到宣傳部工作后,我主動要求到井下去采煤。我想,作為一個煤礦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,沒有在井下勞動的深切體驗怎么行?我先后去了王溝礦、王莊礦、蘆溝礦等,和礦工弟兄們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,在井下干了八九個月時間。下井期間,我當過掘進工、采煤工,還當過運輸工,對井下所有的工種了如指掌。我經歷過礦壓所造成的冒頂、片幫等危險,與礦工同甘共苦,結下了深厚的情誼。

1978年春天,我的命運再次發生轉折,從基層煤礦調到北京,調到國家煤炭工業部,在《他們特別能戰斗》雜志社當編輯和記者。這次調動,我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,同事們也感到驚訝。我一沒有大學文憑,二不認識雜志社的任何人,三還不是正式干部,只是以工代干,怎么可能一下子調到煤炭部工作呢?只是因為我給雜志社寫過一些稿子,雜志社的老師們認為我寫得還可以,以借調的方式,對我進行了面對面的認真考察,認為我適合做編輯工作,就毅然決定調我進京。我充滿感激,工作干得十分賣力。我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地的重點煤礦,寫了大量的稿子,得了不少獎。更重要的是,通過在煤炭部工作,我開闊了眼界,增長了見識,鍛煉了才干,并積累了大量文學創作素材。雜志改為《中國煤炭報》之后,我被提拔為報社的副刊部主任,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。

還在煤礦時,我的理想是當編輯和記者。到北京當了編輯和記者后,我沒有滿足,業余時間一直在寫小說,想當作家。新聞要求客觀性、紀實性,我還有一些想法和情感,需要放在想象的空間,通過文學創作加以表達。還好,我所寫的短篇小說《鞋》和中篇小說《神木》,先后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和第二屆老舍文學獎。

機遇又一次眷顧我。2001年,我五十歲,一心想集中大塊時間寫長篇小說。說來真是幸運,這年北京作家協會要吸收一批駐會專業作家,于是我順利地調入北京作協,成了一名專事寫作的作家。正當我需要時間的時候,北京作協就把大塊大塊比黃金還要寶貴的時間給了我,使我得以集中精力、調動潛能、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學創作。

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,我曾寫過一篇文章,題目叫《趕上了好時候》,主要意思是說,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如愿以償做我傾心喜歡的工作,并通過勤奮勞動實現了人生價值,是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。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,就是尊重人,尊重人的個性和才能,尊重人的喜愛和選擇,并為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廣闊舞臺,幫助人們實現人生價值,滿足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。

時代是一個大命題,它對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所起的作用都是決定性的。我個人的一系列人生經歷,就是最好的注腳。

母親生前多次對我說,她做夢都沒想到,我們家的日子如今會過得這么好。母親還說,你爺爺要是還活著就好了,要是知道他孫子不但會念書,還會寫書,不知道有多高興呢!(劉慶邦

(作者為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)

 
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19年04月17日 20 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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